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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编观察了一些正式服务的客户账号的后台情况，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大部分采购了我们公司舆情监测软件的客户，很少会登录舆情监测软件的后台去看监测信息，主要是他们对舆情监测软件太依赖了，以为舆情监测软件就是一个万能的平台，什么都可以帮他们干了，有负面信息都会精准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到他们的微信上面了。这样的理解就是错错错的。小编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客户案例吧： 案例一：客户品牌部有2个人，谁都不服从谁的管教，舆情监测系统很少会有漏掉负面信息的情况，一旦发生了事情，就找小编来解决，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数据类问题，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处理，把小编当成了万能的神了，跟他们聊天中了解到，他们采购了几年的舆情监测系统，到现在软件有什么功能，到底怎么样用既然还不知道，真的颠覆了小编的三观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他们部门的人懒，不愿意去接受新事物，不愿意去学习。 案例二：客户品牌部1个人，经常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接收预警的信息，时不时会反馈几条没有采集到的信息，一查，是负面判断为中性了，不过还有一些确实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闻没有采集到，沟通中也发现他们完全依赖舆情监测系统的预警方式了。 大部分采购了舆情监测软件几年，而且不会用软件的客户，但是他们每年还会接着采购舆情监测软件，主要一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太懒了，懒得去找更加合适的软件，懒得去研究舆情监测软件，懒得去看舆情，把所有的工作量都给了小编，弄的小编走到哪里都要扛着一个电脑加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传播模式及网络舆情形态发生巨大的改变，传统的社会舆论形成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传统媒体很难以引导舆情的发展而形成舆论，网络舆情传播呈现难以控制的无序、混乱状态。在自媒体环境中，网民具备了越来越多对互联网信息自由使用的能力，在网络舆情的产生、积聚、爆发以及对现实空间产生影响和引导舆论的过程中，网民发挥出来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　　网络信息法制化管理目前还不够完善，网民的自我约束还未真正的形成，所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很难被控制，致使网络负面舆情频发。纵观近年发生的众多舆情事件，大多是由自媒体引发的，部分由传统媒体报道、新媒体转载和讨论后又不断增强了这些热点舆情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的独立散播源头。　　一、什么是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社会总体舆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舆情与舆论不同。舆论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聚表现，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的共同意见，是单种意见的集合，即需要持有某种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量，否则不能认为是一种舆论。而舆情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可以是一种零散的，非体系化的东西，也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对舆情的引导就是要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转化为良性舆论。　　二、网络舆情的特征　　1、网络舆情的自由性与不可控性　　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它拓展了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和参议的便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特点，多数网民会自然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但在主体信息煽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非理性、情绪化甚至是极端性的言论，而且当前互联网处于发展阶段，网民的自我约束意识淡薄，网络舆情存在不可控性。　　2、网络舆情的互动性　　在互联网上，网民的参与意识较现实社会更为强烈。在对某一问题或事件发表意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网民之间经常形成互动场面，赞成方的观点和反对方的观点同时出现，相互探讨、争论，相互交汇、碰撞。在这种观点交锋中，事实真相往往能够更快速地浮出水面，理性与正义感也最终会占到上风。　　3、网络舆情的偏差性　　由于受上网主要人群年龄、学历、收入结构三低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网络言论缺乏理性，比较感性化和情绪化，甚至有些人把互联网作为发泄情绪的场所，通过相互感染，这些情绪化言论很可能在众人的响应下，形成负面舆情。　　4、网络舆情的即时性　　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一个热点事件再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当某一事件发生时，网民可以立即在网络中发表意见，网民个体意见可以迅速地汇聚起来形成公共意见。同时，各种渠道的意见又可以迅速地进行互动，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三、当前网络舆情现状　　1、舆情热点事件逐年上升　　网络舆论是现实社会的镜像。依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4年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中显示，首曝媒介以新媒体为主，比前两年略有上升，高于2012年（67.3%）和2013年（64.1%）；网络新闻、报纸首曝比例较高。时事政治的舆情事件数量占比最高，为35.8%，与2012年和2013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上升。　　2、信息传播呈现瞬间爆发模式，自媒体成为舆情传播的扩散中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打破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便捷性，使得网民在接触网络舆情信息之后、传统媒体报道之前就开始使用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补充更新更全的相关舆情信息。在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流动不再像以往一样主要发生在门户网站之内，而是更多地流动于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之中。尤其是带有敏感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网民无法及时从相关权威部门获取相关信息，也无法及时看到传统媒体进行的最新报道，只能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获取和传播相关的信息。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使用手机拍摄照片或短视频，加以文字说明，在第一时间发送到各个社交媒体中，再经过社交媒体的大量转发和评论，就很可能形成网民的舆论潮，从而使得网络舆情事件在互联网上瞬间爆发并迅速扩散和蔓延。　　3、网络信息传播逐渐进入法制健全期　　近年来，我国加快网络法制建设，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2012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开始实施，加强网站登记备案、接入服务、域名和IP地址等基础资源管理；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实行先审后播；12月，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厘定公民正当言论权的边界，将刑事打击谣言的范围，严格限制在恶意谣言、传谣者，同时也保证公民行使网络监督的正当权利。即时通信工具微信的出现，是继微博之后另一个互联网舆论的集散地之一，2014年8月7日，网络信息办公室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中包括对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需取得资质；强调保护隐私；实名注册，遵守“七条底线”；公众号需要审核备案；时政新闻发布设限；明确了违规如何处罚。可以说，当前我国网络信息传播正在逐渐进入法制性管理轨道。　　四、当前网络舆情处置的困境　　1、信息采集量巨大，信息分析难度增强　　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其迅捷、开放等特性，使得越来越多的网民使用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另外一个数据，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到5.88亿，比2013年增长了5561万，年增长率为10.4%，即时通信的使用率为90.6%，较2013年底增长了4.4个百分点，使用率位居第一。数量如此巨大的网络用户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生产和传播海量的信息和观点，这对于网络舆情管理者来说，实时监控和分析网络上出现的相关舆情信息，已经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传播信息量的巨幅增加，使得对网络舆情的监控以及分析的难度不断增强。　　2、舆情预警时间缩短 而工作协调不够顺畅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的相关数据显示，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23.8%，其次为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比例为22.3%，这两大群体大概占到网民活跃总数的60%。2014年，台式机、笔记本等传统上网设备的使用率保持平稳，移动上网设备的使用率进一步增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5.57亿，较2013年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这种情况使得网络舆情爆发点的时间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舆情爆发的规律。尤其是手机网络用户超过家庭电脑用户之后，突发事件即时发生、即时上网的特性使得网络舆情预警时间大大缩短。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舆情从爆发到扩散的速度大大加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相继深度报道，进入大众传播的传播领域，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这给舆情信息处理带来严峻的挑战，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分析与研判的时间大大缩短，没有足够的时间预警，网络舆情就已经迅速蔓延，导致舆情失控。　　另外，目前舆情工作需要涉及当事部门与主管部门的协调联动，发现舆情时需要层层上报，网络舆情处置必然滞后，很难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　　五、网络舆情监控机制的思考　　1、明确舆情管控的目标　　以浙江卫视为例，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明确舆情管控的目标，第一目标是捍卫频道的品牌。捍卫品牌就是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并在危机发生时进行快速、妥善的处理，从而减少品牌因此而遭遇的风险，降低对各方面业务的负面影响。　　第二目标是建设品牌。任何一个公司或组织都不可能不发生危机，妥善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行为，更是一个主动向公众展示中国蓝“梦想、爱、综艺大片、正能量”等美好品牌元素的过程。良好的危机处理手段，不仅不会让观众走开，而且有可能把普通观众彻底变成我们的忠诚粉丝、提升品牌的美誉度。　　2、明确负面舆情类别范围　　根据以往经验看，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可以定义为正常运营中潜在的或突发性的，危害到品牌形象和业务发展等方面，需要立即做出反应并紧急处理的事件，主要表现形式为：　　①网友投诉与质疑　　网友遇见对自己不认可或者有疑问的事物在网上提出的疑问，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回应。比如：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起事之初，网络上就一直伴随各式各样的负面声音：选手身份造假、导师内部争端、内定、黑幕等等，节目组非常重视舆论相关质疑，并及时作出回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网络平台以及在自身的电视平台开设《酷我真声音》向社会全方位的介绍好声音台前幕后情况以及相关争议时间的学员参加访谈及微访谈。　　②节目中的敏感话题或者名人的负面信息　　敏感话题通常是指非权威媒体发布的有关争议话题的消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重大分歧等相关话题。电视节目中如果涉及到这类话题是非常被动和致命的，通常，这类舆情会在相关节目审片的时候就能提前被发现并做相应的调整。　　随着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的崛起，名人在互联网上营销已经成为一个新产业。这类人群的特点是拥有庞大的粉丝，他们的一言一行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关注和效应！在节目中如果出现有劣迹的名人，会给频道品牌带来负面效应和被动的局面。比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的固定嘉宾宁财神吸毒事件给江苏卫视带来不小的被动局面，造成当期应该正常播出的节目改为重播节目，并且在官方微博上还做出“与宁财神合约到期”的声明。　　③重点节目或项目中元素的临时变动　　当一档备受关注的节目因某些因素临时调整了播出时间，需要在各个渠道进行告知，尽可能的让观众知道调整的通知，尽可能的减少和安抚因节目的临时变动带来的观众不满。　　④不可预知的危机事件　　不可预知的危机事件是指不可预知的、突发性的对品牌形象及业务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危机事件。这类情况因为其不可预知的特性，具有一定危险性，一旦没有在舆情发展初期处理好，很容易引发负面的效应，以致损害到品牌的形象。比如：2015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总决赛孙楠退赛事件引发极大的关注,因为是在直播现场时突如其来的，所以非常考验主持人和节目组的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事后的舆情处置。　　3、负面舆情危机的应对　　舆情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负面舆情到来之前预防并避免是风险最小的方法，也是最明智的方法；当舆情来临时，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危机可控范围内。主要方法有：　　①强化全员的危机意识　　制定危机管理手册并且提供给每一位员工，制定奖励机制激发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作为品牌形象的捍卫者，笔者认为每一位员工都应该有义务和责任，一旦在网络上发现相关负面舆情，都应该及时汇报给相关主管部门。　　②遵循第一原则：还原真相原则　　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最重要的原则是及时还原真相。处理危机需要避免几种错误的方法。首先是封锁消息，当舆情发生时，首先想到如何封锁消息，从而延误了做出及时反应的最佳时机；第二是一味地辟谣和否认，当舆情已经显现并且有爆发的趋势时，不顾事实的辟谣是大忌；第三，沉默是金，不能因为不好说而不想说或者不屑说，一旦引起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再亡羊补牢就为时已晚。　　③完善网络舆情监测网络体系　　面对网络舆情潜在的海量信息，人工信息分析极有可能出现各种差错，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用户所传播的内容，因为更新速度太快，往往一些负面信息会被遗漏，所以建立健全的舆情检测系统、研判和处置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做好频道品牌宣传和维护品牌形象的运维工作。确保在负面事件、突发事件来临时，努力做到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舆情、了解热点、及时预警，并形成舆情监测分析报告。目前，浙江卫视有专门的部门对舆情信息进行搜集、研判、上报，并且与浙江省委省政府网管办以及人民舆情工作室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他们强大完善的舆情监控预警系统，做到提前热点追踪，弥补了人工检索疏漏的弊端。　　④加强网络舆情相关工作的经验总结　　建立网络舆情档案，注重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非常有必要的。平时应该注意不断探寻相关舆情的演化规律和介入方式，比较不同类型事件所引发的舆情及其干预效果，从中得到学习提高。注重学习经典案例，努力在应对过程中寻找事件的转机点，尽可能变负面影响为正面影响。比如：《我是歌手》总决赛“孙楠退赛”事件，湖南卫视将负面舆情转移到汪涵的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他的主持功底就是一次比较成功案例。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最近几天，有个正式合作客户一直给小编发其它舆情监测软件厂商给他们推送到的舆情监测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小编公司都慢了那么几分钟或者1到2个小时，小编就比较疑惑，为什么这些数据会有这么大的时效性误差，小编就跟这个客户沟通。 客户说这些是其它供应商给他们推送的信息，但是小编公司的舆情监测软件都没有监测到，这就让小编比较疑惑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这几天不停的给这个客户解释，就找产品部门的同事了解了一下情况。 产品部的同事说：因为不同厂家舆情监测软件在不同网站，不同作者时效性上面是不一样的，并不可能某个舆情监测软件在所有的数据上面时效性都是非常非常快，都是遥遥领先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其它舆情监测软件都可以淘汰出局了。 所以说某几条数据时效性快并不代表这个舆情监测软件的时效性真的就有那么快，更多的是爬虫对某些网站，某些频道，某个账号的算法问题，有可能几天爬一次的账号，刚好要爬他的数据的时候，他就发几条敏感舆情出来。 在小编看来一个综合服务类的项目，不仅仅看中的是产品的数据跟综合服务能力，更多的是在于项目执行人负不负责，如果项目执行人对项目不重视，不上心，那么这个项目给哪家公司做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最近，小编在跟几个公关公司朋友聊舆情监测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大部分公关公司在乎的不是数据全面性精准性，而是在乎软件的功能是否跟他们的需求完全匹配，他们希望舆情监测软件可以根据他们的用户习惯，需求来实现，但是实际现实与理想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网络公关公司在操作舆情监测软件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几大误区： 1、舆情监测软件有删帖功能，这个是非常低端的网络公关，甚至是没有入门的网络公关公司会提出来的问题，如果真的有那么简单，把舆情监测软件上面的数据删除了，网络上面就会自动删除，这完全就是现实版掩耳盗铃。 2、舆情监测软件可以对数据进行精准的标签分类，例如这个是重要财经媒体发的，要分一类，这些是转发的，要分一类，而且分类要精准，不然出现一点差错。 3、对信息的洁癖度，很多人误认为监测某个关键词例如耐克，就不会出现除了耐克不相关的所有信息，例如一些信息里面提到耐克等。 4、关键词设置误区，以为设置监测了康佳电视这个关键词，就会把康佳跟电视相关的所有信息给归纳出来，人都没有那么厉害，更何况是舆情监测软件。 5、无法接受舆情监测软件漏数据，因为舆情监测软件漏掉数据在行业中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就看哪家漏掉的数据多不多。 6、他们买的是软件，什么服务都需要舆情监测软件厂商的人帮他们做，例如需要导出某些数据，都需要人帮他们做。 7、不应该出现正负面信息的错误判断，例如有些信息正面的，却被舆情监测软件判断为负面，这个他们无法接受的。

前段时间，反扒网站一哥抖音被很多舆情监测软件公司给攻破，不仅数据被爬，连视频字幕都被人家舆情监测软件公司给弄出来了，更牛逼的是有些公司把抖音视频里面的音频，甚至地方方言都给转化为文字，展现在舆情监测软件厂商了。 但是，好景不长，近期抖音又加大了对爬虫的反扒能力，封掉了很多舆情监测软件的IP池里面的IP，让很多舆情监测软件厂商的爬虫工程师苦不堪言。数据爬不到了，严重影响软件厂商爬虫工程师的KPI考核，最主要的是舆情监测软件公司的客户对他们的依耐性降低，会去市场上面寻求技术更牛逼的舆情监测软件厂商，所以说没有哪个舆情监测软件厂商永远牛B，有的只是暂时的牛逼。 在现在的舆情监测软件行业中，谁占据了抖音的数据，谁的话语权就最大，前几天有个说是抖音的员工来给小编我推荐抖音的数据，小编就比较纳闷，抖音也敢这样搞嘛？峰回路转，试问一下，抖音如果把网页版跟分享网址都给关闭掉，看舆情监测软件厂商还敢不敢说可以爬到抖音的数据，为什么现在不去爬视频号数据，不就是因为没有外链，没有外部分享链接，抓取数据成本极高的原因吗。 如果哪天抖音真的做出舆情监测产品，数据反爬加重一点，国内舆情监测软件厂商的大部分客户都会跑到抖音公司去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最近，小编做了几个地市的烟草公司舆情监测工作，在这工作期间，有一些工作心得，分享出来，希望对后期做烟草舆情监测工作的朋友有所帮助。 1、监测关键词 地域名（例如：湖南、长沙、雨湖区）+ （香烟 烟草 烟卷）、属地香烟厂的产品关键词，例如：葫芦王香烟 2、关键词信息量 烟草公司是不能做网络推广，也不能做线下广告的，所以网络上面基本上看不到烟草广告信息，更别提微博等热议了，有的信息就是一些招聘、招标、公示、地域信息提到某个烟草专卖店而已 3、负面舆情 烟草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因为他们员工的薪资待遇非常好，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事方面的舆情，也没有什么产品假货，质量不好，服务不好的舆情，有可能出现的舆情是：烟草证办理过程不满意一些抱怨类的话，但是实际不属于负面类舆情，小编做了多家烟草公司一季度的舆情监测工作，每个地市一个季度可能就那么2到3条负面类舆情。 谈到上面那些，可能有些小伙伴又要问了，烟草公司有必要做舆情监测工作吗？当然有了，他们每年都有几十万的舆情监测费用要招标，如果没有必要，就不会安排那几十万的经费出来了，比较烟草是一个大盘子，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近期，江西铅山县中学生胡某宇失联事件持续引起网络热议。随着舆论关注度上升，网络谣言不断出现，误导网民判断，干扰警方办案，不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深度影响该事件的舆情发酵和发展趋势。事件调查结果发布后，官方回应处置以及主流媒体的复盘评论，令舆论充分看到网络谣言在这起热点事件中的消极影响，也对网络谣言治理产生更高期待和更严要求。 观察近年来的热点事件发现，在网络舆情发酵和升级过程中，网络谣言总是成为关键角色，起到“加速器”“放大器”等作用，严重干扰实体处置工作和舆论引导效果。本文以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和胡某宇事件等重大热点舆情为研究对象，剖析和总结网络谣言对热点舆情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式，为各地政法机关高效开展舆情应对、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提供工作参考。 一、网络谣言对热点舆情发酵阶段的不同影响 1. 在舆情酝酿阶段，引爆网络舆情 一般来说，引发关注的网络舆情在爆发前会有一定的酝酿阶段，在此期间一些与事件真相有关的谣言就能够迅速抓住舆论眼球，形成传播爆点，缩短舆情从酝酿到爆发的时间。例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事发第二日，坠亡学生林某某的家属在微博上连续发文披露事件细节，引发网民关注，尤其是其在当日第三条微博博文中称“媒体表示背后的水太深”“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将其儿子坠亡事件描述为“校园冤案”，彻底引爆舆论场。特别是“监控缺失”这一细节，虽然与警方调查事实完全不符合，但在舆情发酵当时却给舆论留下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引发权威媒体和大量网民质疑“关键性的视频监控为何缺失”。 同样，在哈尔滨男子烧伤死亡事件中，关于“洗车摊老板被烧死”的爆料信息起初舆论关注并不高，微博用户“@林哥观察”持续发布信息，称被烧男子“不是什么老板，是疫情后为了找点收入，才想到给别人洗车”，死者家属称泼汽油的曾扬言“执法局的人是他常年花钱养着的”，打造出“黑恶势力勾结执法人员欺压弱小”的故事版本，令网民激愤不已，网络舆情由此引爆。 2. 在舆情发展阶段，刺激舆情热度维持或次生舆情 如果舆情发酵过程中出现的网络谣言没有及时得到应对处置，很容易随着事件进展而发酵成次生舆情，有的谣言还在官方信息的基础上变形演化，甚至会改变舆情发酵的走势以及网民关注方向。例如，在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当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确认杨某侠即云南被拐女子“小花梅”后，部分网民根据四川失联女子李莹家属发布的网络寻亲信息，认定“八孩母亲”就是李莹。还有人将“八孩母亲”的照片与李莹照片比对，甚至有人运用了图片比对的技术手段，认为李莹是目前已知的失联人员中最像“八孩母亲”的人。这类说法在短视频平台上广泛流传，吸引大量网民注意，部分网民以此为基础，认为徐州市的调查通报“漏洞百出”，进而质疑当地政府的公信力。 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校方回应官方初步调查结果后，多数网民并不认可，随后微博、知乎等平台上爆出所谓“知情人”的“内幕信息”，如知乎网民“缢首尸”自称“死者同学父亲”，称林某某死亡系因“占用该校化学老师孩子留学名额而遭到报复”“学校对全体学生下达封口令”等，还有传言称“家长在49中校外集合要真相被警察殴打”等。大量虚假信息与死者母亲的微博中“水太深”的说法相符，刺激部分怀有疑虑的网民观点逐渐走向极端。 总而言之，当热点事件的“素材”即将用完之时，网络中就会出现新的谣言“猛料”，进行所谓的“真相披露”，以便趁机收割关注，扰乱公众视线，刺激舆情热度维持在高位，倒逼更高层级的调查处置部门介入。 3. 在舆情回落阶段，冲淡舆论引导效果 随着官方处置和引导工作的开展，舆情整体会转入降温平息阶段，权威信息发布处于“空窗”状态，此阶段谣言很容易滋生，进而影响官方结论的引导效果。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官方调查期间网络谣言四起，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医院回应两名被打女子已经转入普通病房、妇联也表示“去世是根本没有的事”，但“涉事女子已经在医院去世”“当事人已经100万元和解”等不实信息仍引起广泛传播，导致网民不信任警方处置结果，还有部分网民呼吁警方让被打女子露面澄清传言。案发后唐山市启动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其间还有谣言称“唐山又出恶性大事件：女研究生被强奸、打断腿爬两公里求助”，误导舆论对当地治安环境产生怀疑。 在胡某宇事件中，警方已与失联学生家属联系，给出了“胡某宇或因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经鉴定与核查学校监控视频未被删减，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嫌疑均被排除”等结论，仍有账号发布所谓“胡某宇找到了，器官不全，哪里去了”等视频，“胡某宇被光头老师杀害”“胡某宇的器官被移植”“该学校已有多名学生失踪”这类细节满满的传言依然盛行。胡某宇遗体被发现后，网络中盛传“华人神探李昌钰对案件推断的信息”的多个版本，其中关注最高的谣言称，李昌钰推断胡某宇“人已经被害了，就藏在学校”，并表示可能是“集体作案，统一口径”。短视频平台上信谣传谣者大量传播这些信息，令本应走向缓和的舆情再度升温，导致舆论场更加混乱，给办案机关造成严重的干扰并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全面调查和处理情况，仍有较多声音宣称“一个字也不信”，并从小花梅的头发、外貌到外形气质各个方面列举种种疑点，坚信“小花梅就是李莹”。 二、网络谣言对热点舆情的影响方式 网络谣言作为舆情发酵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如何作用于网络舆情的？分析发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增加传播系数，加速舆情变异，即围绕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具体的事件细节改编或捏造事件信息。 1. 改编事实，刺激群体情绪 热点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多数在于该事件最初传播时的核心要素击中了某些社会心理，比如恐惧、关心、焦虑等情绪，能迅速调动网民的关注热情和评论热情。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切中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安全意识；成都49中学生坠亡和江西胡某宇失踪死亡事件均与校园安全相关，深受家长群体的关注。网络谣言要想形成传播动力，就需要从社会心理入手，在事件整体情况属实的基础上，通过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等手法，只要改造了事件细枝末节，就能激起网民强烈的怀疑、不安心理。 这种造谣方式成本最小、最隐秘也最值得警惕，在上述几起热点事件均有典型表现，并对整体舆情态势造成严重影响。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传播初期，所谓“知情人士”称该女子“会说英语”“不听话被用钳子扒光牙齿”，引发网民怀疑该女子因遭遇拐卖、囚禁、强奸等伤害折磨而疯癫。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微博等平台不断有人发布“唐山被打女生后续”“监控外的被打女孩”话题，用其他事件的视频“移花接木”，造谣称“几名女生被拖入烧烤店后巷遭遇侵害”“被打女生被从小巷的二楼扔下”“女孩脏器破裂、脸上缝七八针”，部分网民对此深信不疑。在这些案例中，网络讨论角度迅速转移到质疑当地处置的公正性，并对当地整体的治安环境和法治生态产生偏见及不满情绪。 2. 捏造事实，引发联想猜测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官方基于工作节奏或者工作进展的限制，可能会进入较长的调查期，有的网络谣言借此捏造与事实有关或者是与调查有关的信息，误导舆论浮想联翩。网民会根据这些细节，自己补全所谓的“缺失信息”，由此产生的先入为主观念或固化印象，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后续处置引导工作的认可度。这一做法很容易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是网民自己推理判断而得出结论，所以他们也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推论，质疑官方说法。 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有网民假冒该校学生留言“我看见了，我想高考”，令网民联想到网传“林某某被害说”，并且质疑涉事学校“包庇老师”。江西胡某宇事件中，网络大V“@宋祖德”连发十余条微博，抛出事件背后有“器官摘除”“校长教师作案”等阴谋论调，虽荒谬离奇，却激起部分网民的“推理破案”热情，还有不少自媒体集纳当地学生走失事件信息，怀疑存在贩卖人体器官的黑色产业链。一段“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被套铁链的视频，加上几句碎片化的谣言，便有人编造出“董家三人轮奸”“村干部参与作恶”等耸人听闻的伦理故事，影响网民的是非判断。相比于官方的文字通报，这类带有视频、图片的信息，更容易引人联想，获得大量转发。 这类造谣手法中，危害最大的是网络谣言的智能化手段和针对执法司法机关的抹黑造谣，将事实真相和官方调查打上“内幕说”“阴谋论”等标签，通过编造一个虚假细节，引发网民揣测和联想，将舆论风向从案事件本身引向“特权”“包庇”等异常情节，人为压低官方的公信力水平。智能化谣言主要体现在P图、剪辑视频造谣，如那张火遍全网、被称为“与小花梅最相像”的李莹照片，被李莹家属否认，该图片为PS伪造。抹黑执法司法机关是网络造谣的“经典套路”之一。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有网民捏造主犯陈某志的母亲是河北省公安厅副厅级二级巡视员、政治部副主任贾永华，后者自己通过个人微博予以辟谣。更有甚者，有网民利用河北廊坊民警举报廊坊爱德堡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伤情鉴定不公一事，故意把“烧烤店打人案”受害人司法鉴定机构说成是该鉴定中心，迎合了部分舆论对伤情鉴定的不满情绪。 三、热点舆情中网络谣言的传播逻辑 在当前的舆论生态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主渠道和主场域。如果说谣言以其荒谬、离奇吸引网民眼球的话，热点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却不限于此，甚至已经发展到具备组织性、预谋性和获利性等。热点事件的网络谣言生成机制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流量利益和背后推手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1. 热点事件自带高流量，吸引自媒体无底线追逐 自媒体成为造谣传谣的“集散地”，背后核心逻辑就是追逐流量利益。近年来，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平台，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在这类热点舆情事件中做到了“异军突出”。首先，热点事件自带的高关注度能够迅速转变为网络流量，吸引以网络主播、网络大V为主的自媒体，他们将重大热点事件当作“流量密码”，频频在网上发声炒作或者在线下挖掘信息。根据媒体调查，胡某宇事件引发热议后，事发地铅山县聚集了大量网络主播，只要发布的视频中带有“胡某宇”“致远高中”“铅山县”等字眼，都能获得海量关注，这些都是能够直接变现的利益。如有博主直言几个月来其“快手账号粉丝从几百涨到了三十多万”、近百条关于胡某宇视频中最多获得数百万点赞、在过去三四个月时间所获得的打赏收入达到“六位数”之多。一些主播获得显而易见的利益更是刺激其他人仿效，因此大量主播前仆后继赶赴现场，并且不惜造谣传谣夺人眼球，甚至有主播伪造证据发现的现场，误导警方调查。 除了短视频平台，微博等社交媒体也是这类热点事件舆论集中之处，衍生出大量热搜话题，带动起热烈且丰富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共形成高关注热搜话题180余条，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900亿次；胡某宇事件微博热搜话题也多达130余条，成为“百亿舆情”。微博平台的热搜机制在舆情传播以及谣言传播过程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无论是权威央媒、网络媒体还是自媒体、大V，纷纷设置热搜话题对热点事件进行报道、评论，表明热搜话题是汇聚网络流量的主要手段，而一旦热点事件引发关注，这些微博话题会吸引其他自媒体和微博大V以及网民的评论，平台的推送机制也会源源不断地推送相关信息。此外，从热搜话题内容来看，越是富有争议性和离奇色彩，越能激发网民的转发评论欲望，这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流量，因此也就出现了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言未经查证就发布、各方声音轮番登场的传播乱象。 2. 多方网络力量作为谣言源头和传播推手，负面作用亟须引起重视 唐山、丰县等事件之所发酵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热点舆情，显然不仅仅是舆论场自身驱动力所致，而种种线索和信息显示，除了自媒体之外，仍有多方网络力量作为谣言源头和推手，在热点舆情发酵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谣言生成机制和舆情发酵规律需要引起政法机关的重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有以下两方面力量： 一是事件当事人或其家属为吸引舆论关注，编造虚假或不实信息，成为谣言源头。如成都49中坠亡同学的母亲在微博发文称“监控缺失”“有媒体透露‘水太深’”，诱导网民相信事件背后有猫腻；胡某宇的母亲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动态，坚称“孩子系在学校被害”。二是别有用心者和境外敌对势力炮制谣言，意图挑起群体对立，瓦解政府公信力，一些谣言带有“颜色革命”色彩，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和危害性，是政法机关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例如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有外地人士前往事发学校门口聚集，并造谣“家长在49中校外要真相被警察殴打”。“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境外反华组织“骄傲女孩”动作频频，编造“八孩母亲疑被长期灌药”“官方或派民兵把守徐州8孩案董集村”“李莹在医院命悬一线”等不实信息，并倒灌进境内舆论场传播。对此，“@钧正平”曾发文总结提醒，在社会热点事件中，一些别有用心者和境外敌对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炮制谣言，煽动情绪，扰乱民心，从而引发一次次舆情灾难，造成恶劣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四、热点舆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建议 热点舆情中网络谣言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真空，如果官方回应力度不足，在调查未出、真相未明之时，网民会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看待谣言。因此，治理重点还需放在完善重大突发舆情应对机制之上，建立健全网络谣言“发现—回应—处置—引导”的机制。对于作为处置引导主体的政法机关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建网络谣言专门应对力量 相较于普通网络热点事件而言，重大突发案事件本身关注度就高，必然会拉高舆论对真相的期待，给谣言传播留下空间。而地方政法机关通常在应对舆情时，主要将精力放在案事件调查和侦办工作中，容易忽视或者难以分心应对网络谣言的影响，除非谣言已经发展到严重干扰舆论、影响办案方向的程度。政法机关在处理这类重大舆情事件时，通常会成立多层级、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于上述情况，可以考虑在专班中设立专门针对网络谣言的力量，负责监测、发现网络谣言线索，研判谣言风险等级，对重点危害性谣言做出针对性调查，并且及时发布事实真相进行回击。 2. 抓牢抓细主体舆情回应工作 网络谣言作为主体舆情的伴生现象而引发次生或衍生舆情，因此，一旦主体舆情回应处置妥当，谣言就失去了传播基础和动力。这就需要处置部门在发布通报时，要提高舆情敏感意识，加快权威信息释放节奏，加强证据和细节佐证，压缩谣言滋生的空间。首先，在回应节奏方面，一种网络谣言从出现到引起广泛传播，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处置部门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一传播特性，通过高频率的权威通报，抢占舆论空间。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关于被打女子死亡的谣言一直存在，但当地官方并未重视这一风险隐患，也未能及时回应舆论对伤情和治疗情况的关切，导致网络谣言和阴谋论“霸占”舆论场。其次，在回应细节方面，有些谣言是基于官方通报的模糊之处“添油加醋”而来的，对此官方在通报时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增加具有说服力的细节佐证，切忌语焉不详，简单下结论。例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警方初步调查过程中已经通过现场勘验、走访调查、调阅监控等工作，收集到相关证据，因此当地在初始通报中不宜仅简单给出“林某某系高坠死亡”的结论，而是通过展示相关调查过程和证据，以保证官方结论的真实性。 3. 辟谣内容注意阶段性重点 针对谣言在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处置部门对谣言的回应处置也需要做到有重点、有区分。例如，在舆情发酵阶段，需要侧重关注与事实真相有关的谣言，在官方回应前梳理出相应要点，以便在通报中做出具体的回应说明。在舆情持续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与调查处置进展有关谣言，以免虚假信息混入舆论场干扰网民视线，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衍生猜想空间。尤其是官方调查空窗期，特别需要关注网络舆论动态，排查谣言扩散的隐患。而在舆情回落阶段，则需要重点监测关于执法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的网络谣言，避免出现次生舆情拉长舆情周期，冲淡官方引导效果。 4. 依法打击和善后安抚双管齐下 对于不同力量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处置部门需要分而治之，有些要予以坚决依法打击，有些则需做好安抚引导工作。具体而言，对故意编造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造谣者，政法机关第一时间做出依法处理通报，形成社会震慑效果。比如江西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假冒‘光头’老师拍摄威胁家属私了视频”的网民，并拘留了“杜撰因其为胡某宇事件发声遭威胁”的网民。中央网信办官网重点通报典型谣言案例，包括编造离奇失踪原因、杜撰事件调查进展情况、假冒事件相关人员身份、无底线蹭炒事件热点等。针对境外势力的炒作和抹黑造谣，相关部门也需加大处置和揭批力度，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敌对势力策划的虚假信息。但对于当事人或家属，他们作为受害者一方，多数情况因为诉求未被满足或对官方结论无法接受而选择在网上发声，个别情况下还存在被不明势力蛊惑煽动的情况，处置部门需进一步做好相关善后安抚工作，引导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发声表态。 5. 进一步规范平台责任和媒体责任 热点舆情的谣言治理还离不开平台作用和媒体协作。对于自媒体追逐流量的不当行为，各大平台还需发挥主体责任，加强算法规制效果和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处理各类借助谣言煽动情绪、制造混乱的行为。主流媒体也需发挥“把关人”角色，对于网络中热传的说法，要加强求证核实，而不是一哄而上的报道。同时主流媒体需加大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性，提高谣言治理的效率，一方面，通过深入还原报道，来树立媒介公信力，引导公众用理性和全面的视角看待问题；另一方面，也需充分报道官方权威声音，主动揭露造谣抹黑现象，维护官方公信力。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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